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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現在我國環境問題陷入進退兩難

目前，中國的荒漠化土地已達267.4萬多平方公里；全國18個省區的471個縣、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，而且荒漠化還在以每年1萬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長。  
　　七大江河水系中，完全沒有使用價值的水質已超過40％。全國668座城市，有400多個處于缺水狀態。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質污染引起的。如浙江省寧波市，地處甬江、姚江、奉化江三江交匯口，卻因水質污染，缺水時需要靠運水車日夜不停地奔跑，將鄉村河道里的水運進城里的各個企業。 

　　中國平均1萬元的工業增加值，需耗水330立方米，并產生230立方米污水；每創造1億元GDP就要排放28.8萬噸廢水。還有大量的生活污水。其中80％以上未經處理，就直接排放進河道，要不了10年，中國就會出現無水可用的局面。 

　　全國1/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，未來空氣過濾器將進入到家家戶戶,大概約有1/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。經濟發達的浙江省，酸雨覆蓋率已達到100％。酸雨發生的頻率，上海達11％，江蘇大概為12％。華中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城市，如宜賓、懷化、紹興、遵義、寧波、溫州等，酸雨頻率超過了90％。 

　　在中國，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許的大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200萬~1400萬噸。而2003年，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就達到2158.7萬噸，比2002年增長12％，其中工業排放量增加了14.7％。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。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，到2020年，全國僅火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將達2100萬噸以上，全部排放量將超過大氣環境容量1倍以上，這對生態環境和民眾健康將是一場嚴重災難。 

　　1月27日，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有人預言，如果再不加以整治，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、社會體系的大摧毀，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在中國。 

　　治理污染陷于兩難有一種說法，要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控制好環境，在環保方面的投入須達到GDP的1.5％以上。但這是在環境保護本來就非常良好的情況下，在中國，根據上海的經驗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環境，環保投入須占到GDP的3％以上。而在過去20年里，中國每年在環保方面的投入，在90年代上半期是0.5％，近幾年也只有1％多一點。環保是一種“奢侈性消費”，投入大，對GDP貢獻小，因此，一些本應用于環保方面的專項資金，也被挪作他用。 

　　目前中國在環境問題上進退兩難:再不治理，未來無法保障；真要治理，則需大規模投入，眼前的經濟又難以承受。 

　　有人算過，云南滇池周邊的企業在過去20年間，總共只創造了幾十億元產值，但要初步恢復滇池水質，至少得花幾百億元，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財政收入。淮河流域的小造紙廠，20年累計產值不過500億元。但要治理其帶來的污染，即使是干流達到起碼的灌溉用水標準也需要投入3000億元。要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的三類水質，不僅花費是個可怕的數字，時間也至少需要100年。 

　　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就微觀角度說，在過去20年里，國內制造業在無法依靠技術進步降低能耗、降低成本的情況下，只能朝兩個方面挖潛:一是工資，二是環保。簡單的事，例如水泥生產，要達到起碼的環保要求，每噸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，占水泥出廠價的5％。紡織業每年排放的廢水超過10億立方米，如要處理，則每噸需花費1.2~1.8元。提高生產成本5％。而絕大多數企業根本就沒有這么高的利潤率。因此只能在環保問題上打游擊:或是不建任何廢水處理設施:或是建立以后就當擺設，白天把污水未經過過濾器直接放到處理池里，晚上沒人時就排放到河里，這樣就可以節省一大筆成本。在市場的無序化競爭中，這5％的成本。往往就決定了企業的盈與虧、生與死。 

　　而中國在環保執法上的兩高一低——守法成本高、執法成本高、違法成本低，也助長了這種傾向。通常的情況是，環保部門為取證一件違法偷排事件，需耗費50萬元，而終落到違法企業頭上的罰款，則只有區區5萬元，包括正在勁刮的所謂“環保風暴”。 

　　一些投資數十億元的特大電站項目，違反環境評價擅自開工建設，后的罰款也不過20萬元。區區20萬元罰款，對于一個投資超億元的項目來說，簡直是九牛一毛。這樣的處罰力度對違法行為談何震懾力？因此《環保法》歷來被人稱為“豆腐法”。 

　　一場環保風暴將涉及數十萬家企業，由此帶來的結果必然是:大批企業的破產倒閉，大量人員失業，企業成本大幅提高，國內物價指數迅速地突破兩位數。因此，無論是宏觀成本，還是微觀成本，實際上都無法承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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